【黄宗洁书评】我们有可能理解另一种语言吗?──《拾贝人》

【黄宗洁书评】我们有可能理解另一种语言吗?──《拾贝人》

黄宗洁书评〈我们有可能理解另一种语言吗?──《拾贝人》〉全文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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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杜尔(Anthony Doerr)在其随笔《罗马四季》中,曾以一段生动的文字描述自己尝试以义大利文购物的困窘。经过一连串比手画脚之后,总算带着加了蘑菇的蕃茄罐头离开,直到快到家,他才意识到「自己先前大声叫嚷,吵着要买一罐葡萄柚酱,而且是加了九层塔的葡萄柚酱。」(p.75)

《拾贝人》,安东尼‧杜尔着,施清真译,时报出版

要买蕃茄却讲成葡萄柚;在餐厅想尝试地方美食,却因为随手乱指得到意料之外的餐点,或许是很多人在旅行或旅居异地时,必然发生的沟通误差。鸡同鸭讲的茫然、无伤大雅的误会,有时甚至会成为点缀旅游记忆的小乐趣。但另一方面,这些日常经验却也反覆提醒我们,当对话双方操持着不同语言,沟通的困难与「误译」的某种必然。杜尔的短篇小说《拾贝人》,就可说是一则则不同语言之间,试图理解或充满矛盾的碰撞过程。只不过在碰撞之间点燃的,有时是照亮黑暗的火光,有时则是足以带来毁灭的燎原星火。

不过,此处所指的「语言」,并非限于不同地域、国家、种族使用的不同语言文字系统,而是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八篇题材迥异的故事,几乎无一不涉及人与人之间价值系统的碰撞,以及对话的困难。例如同名单篇〈拾贝人〉中,眼盲的拾贝人试图说服盲目的信众,不该仅因一次偶然的事件,就相信剧毒的芋螺可以治病,他恳求记者「报导芋螺的危险性,但他们对奇蹟比较感兴趣」(p.25);离家多年的儿子因此返家,却同样是为了芋螺的「疗效」而来,眼盲的父亲提醒他吐司烤焦了,只换来一句斥责:「人们性命垂危地躺在你家门口的台阶上,而你只管吐司!」(p.30)父子间的隔阂,遂如同那逐渐烤焦的吐司般,终究难以逆转。

  

同样被隔绝在彼此世界之外的,还有〈猎人之妻〉当中的夫妻。猎人之妻拥有神奇的感应能力,能在触碰离世动物时看见牠们临终前的画面、牠们眼中的天堂;她能看见猎人的梦境,感受到灵魂的飘荡。但是猎人拒绝相信,即使在亲友们纷纷发现透过碰触她,他们也能看见离世亲人眼中的影像;即使猎人之妻準确地说出了他的梦境;即使她反覆告诉他:你只需要握握我的手,你就能理解。但他不能。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如此不同,那是截然不同的语言。

〈Mkondo〉中美国博物学家沃德与坦尚尼亚女子娜依玛的婚姻,亦是两种世界、两种语言的对比。娜依玛热衷于她自创的「跨出多一步」的游戏,但这次她跨越的步伐超越了某个临界点,俄亥俄的一切令她感觉受困,她开始试着在家中複製荒野:设立蜂房、架餵鸟器、餵食松鼠、甚至和鸡农买下一对红尾鵟鹰。然而荒野无法複製,没有人有办法在俄亥俄州複製牛羚与斑马的迁徙,没有任何博物馆做得到。

除此之外,〈长久以来,这是个葛莉赛达的故事〉当中的两姐妹葛莉赛达与萝丝玛莉,亦可窥见在冒险与平凡、欲望与压抑、失序与秩序之间的种种鲜明对比。野性之爱与甘于平淡、知性理性的追求与心灵之眼的凝视,在各篇小说中透过不同角色的命运与选择,不断交错着,宛如循环往复的旋律,令读者低迴思考。

 

而在所有语言之中,最繁複难解的,当属自然的语言,生命的语言。但在杜尔笔下,这些语言其实并不等待人们去解读它。乍看之下,这似乎显得有些矛盾,毕竟其中许多篇章都带有博物学的元素,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拾贝人〉与〈Mkondo〉:「拾贝人」是退休的贝类学者,仅用手指就可判定手中的螺贝「究竟属于榧螺科、枇杷螺科,或是笋螺科」(p.13);〈Mkondo〉则透过娜依玛之眼,看见博物馆中「众人执迷于帮物品命名分类,好像头一只破茧而出的橘翼蝴蝶非得叫做『红襟粉蝶』,好像一个乾巴巴、用大头钉钉在美术纸板上,标注着『晚蕨』的标本即可道尽蕨草的本质」(p.241)。

《逃避主义:从恐惧到创造》,段义孚着,周尚意、张春梅译,立绪出版

人们以名称指认万物,期待将世间秩序尽收其中,一如段义孚在《逃避主义》书中所举的例子,一个纳瓦霍族(Navajo)的父亲在对孩子解释细绳游戏时说:「我们必须把生活与星星以及太阳联繫起来,和动物以及所有的自然联繫起来,否则我们就会变得疯狂或是不舒服。」(p.152)将万事万物予以编码、分门别类,确实足以让人们感到安心。但我们需要指认、需要专业的术语和知识才能从中感受到意义与爱吗?深闺芋螺、杀手芋螺这些词彙,和弱智男孩们自创的「蓝美人!姆巴巴鸡螺!」(p.31)真的有那幺大的分别吗?不过,小说并非论述,因此杜尔并非意在提供答案或大道理,而是透过不同角色的不同选择,呈现这些选择交织出的世界图景。

毫无疑问地,秩序和仪式能带来安定感或成就感,就像〈守望者〉当中经历过赖比瑞亚内战种种惨不忍睹恶梦景象的主角乔瑟夫,透过掩埋搁浅抹香鲸的心脏,以及悄悄地在那块小小的空地上播种,似乎也掩埋了一部分的苦痛与创伤,并因此得以「为自己的生活重新编製出一套秩序、一套规律」(p.186)。〈七月四日大赢家〉当中的美国佬与英国佬,行遍各大洲只为竞争「谁先钓到体积最大的淡水鱼」,则清楚呈现出秩序的另一面,其实就是掌控自然的欲望。

 

但另一方面,当我们试图将一切事物纳入控制之中,失控的欲望亦将带来不可测的风险或代价:芋螺的毒素无法掌控、疗效不可预期,一旦误触生死将仅悬一线之间;当伐木工人将每一片容易到达的森林都加以砍伐,狼群最后就只能存在猎人的梦里。若无视于此,人们为了渴求秩序所作的一切,终究只会带来失序的结局。

安东尼‧杜尔(©Todd Meier,时报出版提供)

至此,我们或许才能了解杜尔为何在故事中安插了那幺多被排除在主流秩序之外的,失序甚至失语的存在:盲眼的贝类学者、弱智的男孩、拥有特殊感应力的猎人之妻、吞吃金属的人、偷渡者的女儿、战争难民、庄园主的哑女……他们某程度上都是无法被理解之人,无法与身边的人沟通之人。但如果愿意,我们仍有可能找到进入他人语言世界的入口,杜尔并未否认透过知识的界域所能带来的满足与意义,但认识世界的语言从来不只一种,它可以是弱智孩子自创的词语、沉默但有如流水般灵动的手语、也可以是触碰猎人之妻后,感受到的「赤杨枝叶的味道」与世间万物「琥珀色的光影」(p.79)。

而当我们试图跨越语言视域的界线,或许就能进一步窥见这八篇故事的核心语言,那就是生命的自行其是。人类以其意志、知识和欲望改变了世界,在短短几十年间,就连被视为荒野自然代表的非洲,也不再是过往的非洲了:「山坡地多了数以百计的梯田;电视天线矗立在山脊线上,闪闪烁烁」,但百年一瞬,「对于那些世世代代奔腾于原野中,教导年轻崽仔如何求生的野生动物而言,一百年多幺短暂。」(p.263)牠们仍然以牠们所知与仅知的方式努力活着,有各自的语言与天堂。自然从不浪漫,牠们在搁浅时无从拯救自身,受困寒冰或被水捲走时只能挣扎浮沉,但无论人们如何採集、狩猎、垂钓、定义与改变自然,万物自有其节奏,并非人力尽能掌握。就算渺小如一只海螺,也拥有只有牠自身才知道的,攀爬的方向。

 

本文作者─黄宗洁

国立台湾师範大学教育心理与辅导系学士、国文学系硕、博士。长期关心动物议题,喜欢读字甚过写字的杂食性阅读动物。着有《生命伦理的建构》、《当代台湾文学的家族书写──以认同为中心的探讨》、《牠乡何处?城市‧动物与文学》。现任国立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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